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虽然从世界地理范围来看，四渡赤水战略只是一个发生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之间的局部战役，但这场战争却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四渡赤水”战役为什么赢？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独特的就是人类的。“四渡赤水”战役属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成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提供了生动素材。

第一世界军事意义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人类数千年的浩瀚历史长河中数不胜数的战事里，绝大多数都是力量更为强大的一方获胜，少数在势均力敌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往往都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极少数以弱胜强的战例则更是会名垂军史，获得极高的赞誉。毛泽东作为一名军事家，前无古人地创造了高超的以弱制强、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世界经典军事指挥典范——四渡赤水之战，在世界军事史上独树一帜。而在西方，被称为四大军事统帅的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和拿破仑，也领导过一些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享有很高的荣誉。如汉尼拔领导的坎尼战役，拿破仑领导的奥斯特里茨、马伦戈战役。但一对比数据就可明显看到，这些战役的人数差距和艰难程度同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相比，不足为道。坎尼战役的兵力人数对比为5万比8.6万，奥斯特里茨战役为7.3万比8.7万，马伦戈战役为2.7万比3万，平均差比都只有1倍多，而四渡赤水之战的兵力对比是3万人比40万人，差比高达13倍多。同时，汉尼拔、拿破仑领导的这些以弱胜强战例多为武器装备相当的情况下参战人数的以少胜多，而四渡赤水之战中红军面对的是武器装备更为精良的敌人，是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所取得的惊人胜利。所以在毛泽东面前，汉尼拔、拿破仑这些所谓的军事“战略之父”、“战略之神”都显得逊色三分。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现，并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一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的真实写照，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这一仗打破了以往全世界对战争规律的旧认识，以弱制强、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达到了人类在军事问题领域里的新境界，达到了崭新的认识高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为世界军事事业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其中，运动战思想的成功运用是四渡赤水之战的制胜法宝，是世界军事战略战术的又一璀璨成果。面对蒋介石部署的川滇黔桂四方“围剿”的铁桶式包围，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采取大规模的运动战，以提挈全军、驾驭全局变化的卓越能力，南北往返、东西纵横，灵活地变换作战防线和作战地区，在四十多万敌人之间飘忽往来。充分利用敌人的各种矛盾和弱点，避实就虚，积极创造和寻找战机，牢牢占据主动的上风，改变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所造成的红军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运动战中创造了新势头。而敌人却跟在红军后面处处扑空，晕头转向，疲于奔命，陷入了被动的下风。四渡赤水之战生动彰显了毛泽东巧妙的“走”“打”军事指挥艺术，以“走”调动敌军，为“打”埋下战机；以“打”对抗敌军，为“走”创造机会。在“走”“打”的同时，又加之以“诈”和“变”，将“敌变我变”，“兵不厌诈”运用到了极致。“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再辅之以准确的情报信息，作出了最准确的军事决策，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将拥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玩弄于股掌之间，有效地歼灭了敌人，扭转了斗争的局势。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当中评价称：“要重新画出毛泽东反复穿越贵州的复杂路线是不容易的。当年蒋介石的指挥官弄不清楚，今天读者们要弄清也同样困难。”“甚至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被搞糊涂了。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指挥确实天才。”^二作为世界上最成功、培养出许多军事人才的军事学院之一的西点军校也将四渡赤水之战写进教材，对毛泽东的运动战推崇备至。

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为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国家提供了抗敌制胜的希望和军事作战方法。同以往“弱军难胜”的消极传统认识不同，四渡赤水之战的胜利向全世界生动证明：“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二战后许多通过武装斗争而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大多都把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自己的必修课，将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有力武器。在维护主权、反对霸权的反殖民斗争中，这些国家或民族成功地将四渡赤水之战中彰显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略战术原则运用到本国的实践中，一支支军队在运动战的指导下神出鬼没地打击着、对抗着强大的殖民者和侵略者，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第二世界哲学意义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四渡赤水”战役把唯物辩证法发挥到了极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名军事家、哲学家，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运用于军事斗争中，在军事斗争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融合，具有鲜明的个性，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四渡赤水之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胜利，在胜利中向世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正确性，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个“奇”就在于毛泽东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展示了军事指挥艺术上的优势，有效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战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对抗活动，战争的胜负是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综合结果，但怎么看待这两要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是取胜的关键。毛泽东指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极端夸大精神因素的作用，企图超越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诸多客观条件去争取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正确的战略战术下，也可能将客观要素造成的胜负可能性转为弱者胜利的现实性。面对敌我力量的悬殊和四面楚歌的险境，毛泽东在指挥过程中十分重视情报工作，侦查洞悉敌情。在诸多情报信息中，毛泽东运筹帷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进行深入思考分析，借助辩证思维、逆向思维、博弈思维，充分正确认识敌我实力，发现自己的长处，找出敌人的弱点，揣度敌人心理，充分发挥指挥艺术上的优势，作出了正确军事战略安排，在赤水河间来回穿插，“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使敌人陷入判断和行动错误的双重苦境中，最终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个“神”取自《孙子兵法》中“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是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战争中，前期作战计划考虑得再周密也是没有意义的，一切决定于所遭遇敌人出其不意的运动方式。执行军事计划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认识敌我情况，根据敌我情况发展的新变化，作出新判断，更改新计划的过程。四渡赤水的胜利是对敌斗争的胜利，是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做斗争的胜利，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胜利。长征初期，红军按“铅笔画好”的路线艰难前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毛泽东重归领导核心层后，一改这一刻板做法，从全国政治形势出发，在决定渡江北上，赶赴抗日前线的大方向“不变”面前，从一渡赤水到四渡赤水这一战略目的实现的二个多月时间里，小方向却多次“变”。“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大方向“不变”抓住了抗日这个主要矛盾，使红军的长征由消极退却逃跑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的积极战略进军。小方向多次“变”则是据敌之调动,而我之实施相机决断、运动歼敌的求是之略。在正确认识不断变化的敌情的前提下，高度统一战争的计划性和灵活性，在多与少、强与弱、实与虚、正与奇、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运动战与阵地战等辩证统一中，最终保证了大方向的实现。

“军民鱼水一家人”，在战争中“人”永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充分坚持人的主体地位。战争不仅仅是双方武器装备的较量，也是智慧和勇气的较量、人心向背的较量。“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四渡赤水之战的胜利，人这一要素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这个“人”一是指人民。在四渡赤水之战中，红军每到一地就积极地帮助、团结当地人民，向当地人民宣传党的主张，深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热情地拥护共产党，积极地加入红军，参加革命，为红军渡江做船夫、送食物、做向导、搞后勤……当地人民以不同的方式给予红军大力支持，为四渡赤水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这个“人”二是指军人。同国民党军队的众多战士将当兵作为谋生手段不同，红军战士都是有着坚定革命信仰、作风优良的人民子弟兵。以四渡赤水之战中的敌军王家烈部为例，该部的战士被戏称为“双枪将”，即一手拿烟枪、一手拿步枪。一旦烟瘾一犯，便不能走路，更别说打仗。《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中就写到“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像这样的敌军部队人数再多，武器装备再精良，在英雄的红军面前也不堪一击。

第三世界文化意义

长征是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抗争文化。中国建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就是对这种抗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从文化角度看，“四渡赤水”战役也是人类的精神财富。世界上的远征有很多，但红军长征无疑是最长最难最险最成功的，红军长征中所凝聚起的精神文化也是最丰富最有力最动人最深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长征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文化长征”，四渡赤水之战在其中书写了辉煌灿烂的一章。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国革命在无比艰难的形势中奋勇前进的缩影，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得到了全面展开和生动彰显。党和红军战士胸怀祖国和民族大义，以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乐观向上、灵活主动的革命胆略，形成了独特的四渡赤水文化，让一次次难捱的生死险关都化为一座座高大的文化丰碑。曲折反复的四渡赤水行军路就是一条浸染了生命与鲜血，凝聚了顽强与坚韧的红飘带，高高飘扬在世界的上空。

四渡赤水战役凝结着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拼搏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靠的就是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文化品格。而四渡赤水中红军战士以热血和忠诚铸就的拼搏文化正是对这种伟大品格的空前张扬与升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结晶。唯有拼搏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唯有拼搏才能使下一步峰回路转。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人数由8万人锐减至3万人，武器装备也损耗极大。随后，一渡赤水的土城战役又因情报失误战败。但危后便是机，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言败。在失败中党和红军战士们都没有自暴自弃，陷入自我放弃的情绪中，而是从挫折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在极限迂回拉扯中，在来回高强度行军中争取到了下一次、下下一次的胜利。这就是四渡赤水的拼搏文化，是广大红军官兵永不言败的志气、超越极限的勇气、坚定理想信念的正气，以超常坚韧力创造了一座伟岸的文化丰碑！这种拼搏文化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激励全世界各国人民为人类进步事业而进行不懈努力，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

四渡赤水战役凝结着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文化。在鸡鸣三省会议中，面对党内大多数同志推举毛泽东负总责的请求，毛泽东诚恳地提出，应该让洛甫（张闻天）做一个时期，洛甫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由他负责便于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毛泽东宽阔的胸襟、顾全大局、团结同志的精神让全党和红军为此折服，这种精神也从上至下地教育着全体中央红军战士。在运动战的前期，许多红军指战员不清楚毛泽东高瞻远瞩的真实意图，对来回迂回奔走的作战方针和军队整编十分不理解，但广大指战员们还是坚持识大体、顾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此外，在战斗中，为隐藏真实意图，中央红军兵分几路，以军事佯动巧妙地调动敌人，以协助主力部队进军。而佯动部队不能悄无声息地昼伏夜行，必须放出一定的声势来吸引敌人注意，因为唯有暴露自己才能掩护主力突出重围。这种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部分，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的集体主义，当前新冠疫情的爆发更加凸显全球性问题的迫切性与全球合作应对的紧迫性，世界各国唯有抛弃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执念，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努力，树立全球整体观、大局观，践行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多元对话和互鉴，才能共同渡过这个全球性的难关。

四渡赤水战役凝结着乐观向上、灵活主动的自信文化。四渡赤水之战之所以成为名扬世界的奇观，正是因为它顶住了压力，始终怀抱胜利的信心，将一场看似必败的战斗转为成功。但与四渡赤水这种“苦难是暂时的，斗争一定能胜利”，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端困难局势中仍然怀抱勇气与信心的乐观自信文化不同，当前在全世界蔓延的“丧文化”奉行的却是“今天的沮丧不算什么，明天还会有新的沮丧”，“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不想奋斗，只想躺平”。久“丧”易衰，“丧文化”这种自我矮化、消极应对、颓废处理的文化形势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进步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四渡赤水之战中所彰显出的自信文化是对“丧文化”有力的反驳，四渡赤水中红军战士所面临的困难是史无前例的，他们没有一味地被动挨打，而是积极主动创造局面，以机动灵活的战略，不断尝试开辟新局面，他们是乐观自信的化身，用铁铮铮的胜利事实向全世界传播着困难是暂时的，相信自己，坚持奋斗，明天一定会更好的正能量。

第四世界经济意义

战争是政治的极端表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换言之，战争也是经济的延续和升级。四渡赤水战役虽已过去，但其产生的经济意义不仅停留在过去，还辐射到了现在，辐射能量不但不减，还拓展到了全世界。四渡赤水战役所经过的川滇黔边区地处深山峻岭中，经济落后，发展困难，曾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地区之一。但依靠四渡赤水的世界影响力，借助四渡赤水留下的丰富精神、文化遗产，在人民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下，当年红军四渡赤水走过的崎岖小路已被现代化的道路所覆盖，当年穷困挨饿的川滇黔边区人民已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了全面小康，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世界提供了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摆脱贫困落后的“四渡赤水方案”。

四渡赤水战役打通了川盐入黔的运输通道。20世纪30年代，云贵川三省军阀割据，为争夺势力范围，军阀向各族劳苦民众强征苛捐杂税、滥发纸币、物价飞涨，霸占了赤水河这条重要的川滇经济通道，对工商业户强行敲诈勒索，以武力控制边区的盐、布、粮，抢购强收低价夺取土特产和矿产品。在残暴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赤水河两岸的人民群众生活苦不堪言，在贫穷中挣扎。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在川滇黔交界广袤的大地上来回行军，与当地群众有了深入的交往，所经过的场镇、大寨子等，均坚持保护工商业，保证买卖公平，打击恶霸地主和奸商，所到之处便开仓将盐、粮、农具、种子等分给贫苦大众。红军的到来，活跃了川滇黔边地区农村和山区的贸易往来，推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安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四渡赤水来回作战的胜利，打退了地方反动武装势力，打通了川盐入黔的运输通道，打开了被封锁的销售市场，保证当地人民的正常盐、粮、布平价交易，保证了基本物资的供给，老百姓到得了经济的实惠，同时也在这些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地区创造了互惠互利的健康经济贸易氛围，为后来川滇黔边区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渡赤水战役红色资源面广量大。四渡赤水为川滇黔边区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四川、贵州、云南紧抓这一宝贵文化财富，加大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文化遗产遗迹的保护，加快红色文化经典旅游路线、红色文化旅游片区的规划建设，弘扬四渡赤水文化的同时，融合赤水河流域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生态文化、名酒文化、夜郎文化、茶马古道文化等特色，大力发展地区特色文化旅游、生态旅游，成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彰显了四渡赤水红色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效应与作用。

四渡赤水战役成就世界顶级白酒。赤水河又称为美酒河，四渡赤水的路线也在无意间与中国在世界享有盛名的几大名酒的位置有重合。四渡赤水前计划从宜宾、泸州之间北过长江，这就涉及五粮液和泸州老窖；土城受挫时一渡赤水，有习水县的习酒；二渡赤水在二郎滩，有郎酒；三渡赤水过茅台镇，有茅台酒；四渡赤水又过二郎滩，再次与郎酒相逢。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地方白酒成为全国名酒，因为它们支援了红军，加之品质上乘，为国人所钟爱。因此，这些名酒的地位是红军所确定的，是由长征文化所赋予的，与四渡赤水战役有着不解的缘分。可以说，如今茅台、五粮液、郎酒、泸州老窖等名酒在世界上享有如此高的盛名，除了本身所具备的高品质外，很大部分也来自于四渡赤水战役的加持。如今，酒产业已成为四渡赤水地区的支柱产业，对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世界政治意义

政治是围绕政权发生的一切活动，与政权无关的活动都不是政治。衡量政治的重要标准就是胜负。“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书写了世界政治的新篇章，改变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局势，进而改变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这场战役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世界政治、军事人才，并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关键之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之战，也是二战胜利的保障之战。四渡赤水之战的胜利在军事上挽救和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骨干力量，为万里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同“蝴蝶效应”一般，没有四渡赤水之战的胜利，党和红军的生存将岌岌可危，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将无法成功奔赴抗日的最前线，无法确保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就无法形成反法西斯亚洲战场的核心力量，直接影响到中国抗日战争和二战的进程。可以说，没有四渡赤水之战的胜利就没有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甚至是没有二战正义方的胜利。二战后，四渡赤水之战的胜利为许多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国家打退强大的敌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助力他们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国家独立。这些民族和国家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二战后的政治态势，影响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

四渡赤水战役巩固了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确立了在红军中的指挥地位，锻造了一个更为成熟的党中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以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来指挥红军。但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正式交权后，教条主义者们都还没有完全心服口服。聂荣臻回忆说：“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也曾公开否定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认为“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四渡赤水之战作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决策核心圈后指挥的第一个战役行动，其最终胜利让这些反对者们全都闭上了嘴。党和红军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领导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是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全党全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开展革命斗争，接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中国从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享有充分主权、人民当家作主、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国家，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四渡赤水战役催生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四渡赤水战役是克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实事求是思想的初步阶段。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是以教条主义为指导，从本本出发，脱离中国实际所导致的惨痛教训。四渡赤水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是检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试金石，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实事求是派的试验场，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实践基础；四渡赤水战役是密切团结地区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行军过程中，红军战士积极宣传红军的政策、宗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严格实行“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与民众平等交往，打击土豪劣绅地主，真诚帮助群众，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为战争的胜利汇聚了更为浩瀚的群众力量，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四渡赤水战役是独立自主解决党和革命问题的良好开端。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战役就是独立自主的最新实践和良好开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四渡赤水中的运用，不仅指导战役取得了胜利，也不断检验、修正、丰富着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这一世界性伟大思想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渡赤水战役锻炼了一批世界级政治、军事人才。伟大的革命斗争造就伟大的人物。四渡赤水战役的困难程度是世所罕见的，取得的胜利也是世所罕见的，这一伟大战役对参与其中党的干部和红军战士的革命生涯都产生重大影响。以四渡赤水中的青杠坡战斗为例，这场战斗被称为是“我军级别最高的一次战斗”，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五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耿飚、张爱萍；十大元帅中的七位——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恒、叶剑英，还有陈云、董必武、林伯渠、胡耀邦等共和国元勋和200余名将军都参与到其中。谁都不会想到接受这场战役洗礼的人们，未来将在中国政治中、甚至是世界政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群中国革命领袖正跨过赤水河向世界走来。

伟大的力量谱写英雄的史诗，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围绕四渡赤水之战，目前已有许多优秀的诗词、小说、绘画、歌曲、电影、电视剧等，在全世界形成了一定的良好影响。但四渡赤水战役这一宝库的影响力还需扩大，各类资源还可深挖，还值得深挖。在不断的挖掘、研究与宣传中，四渡赤水之战这一全世界共享的宝贵财富将生生不息传递下去。

（此文系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后强教授2022年7月23日在“四川第二届长征精神主题论坛——四渡赤水泸州论坛”上发表的论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胡学举、杨浈浈同志参与了文稿写作。）